牵连到一马发展公司的刑事证据不只是摆在阿鲁尔甘达眼前，它被公诸後也已在所有马来西亚人民的面前一览无遗

作为首席执行人员，阿鲁尔甘达竟然俨如一名小丑。首先，《砂拉越报告》丶《纽约时报》丶《华尔街日报》及《The Edge》出刊社所刊登的所有文件，都揭露了负债累累的一马公司有数十亿令吉被挪用丶侵占和涉及刑事违反信任（criminal breach of trust）。

从今年1月迄今，大量的资讯和文件持续性地被揭露和刊登，有闗事项包括一马公司与Petrosaudi投资的18亿3千万美元丶一马公司投资在开曼群岛的23亿1千800万美元丶一马公司与阿布扎比投资臂膀狡猾的购股权协议（dodgy option agreements），乃至从调查机构中被泄漏的具有诡计的文件。

一马公司和其总裁阿鲁尔甘达以及国阵的“啦啦队部长”（Barisan Nasional Ministers cheerleading team）作出各种指控，并且影射这些已刊登的文件已遭篡改或是伪造的。

许多人，包括我本身都恳求一马公司指出具体的例子，那一些被泄漏的文件证据已经涉嫌篡改。然而，他们没有和显然地甚至不能复制一个真实的文件，并宣称它是伪造的。

一马公司然後改变策略，转移到一种“歇斯底里的狩猎行动”（hysterical witch hunt gear）。每当有一个新的罪证文件被揭露，一马公司的阿鲁尔甘达就高喊“去逮住泄露文件的罪魁祸首！”与此同时，他却拒绝承担发生在一马公司，并且已通过这些被揭发的文件内的错误行为。

我随後在日前询问阿鲁尔甘达，作为一马公司的总裁以什麽更重要一些，即亦如泄露文件里所揭露的要逮住涉及一马公司数十亿令吉罪行背後的肇事者，还是逮住如这些泄露文件里所揭发的骗取纳税人血汗钱的人士。

阿鲁尔甘达随後以他目前臭名昭著的“反反覆覆”方式作出回应，他指称我在没有证明和证据的情况下胡乱作出指控。阿鲁尔甘达甚至敦促我“言行一致”（walk the talk）和向调查单位提供“明确的证据”以作进一步的调查。

人民可以很清楚看到阿鲁尔甘达只是在兜圈子。那些书面证据已经泄露並在网络上刊登及广泛流传，它们都是你“明确地”可以获取。至于“言行一致”，我在早前甚至携带了相关文件向警方作出投报。

一马公司竟然还询问“哪里有涉及刑事违反信任丶教唆挪用和舞弊？”

一马公司从来没有争议的事实是在2009年，该公司前任首席执行员拿督沙鲁哈米转移7亿美元至Good Star Limited，一家与资金的预期受益人即Petrosaudi International Limited无关的公司。Good Star Limited也被揭发是由一马公司的官方顾问即刘特佐所持有。国家银行也撤回了转移上述资金的批准，因为一马公司在它向中央银行提出申请时提供了虚假的资讯。

我在之前也概述了一马公司在撤回它存放在开曼群岛的23亿1千800万元投资收益事项中，如何成功地误导了他们的国际会计事务所德勤大马。我更点出一马公司涉及进行欺诈的借贷套利活动（round-tripping exercise），通过一笔没有申报丶从德意志银行借贷的9亿7千500万美元款额，作为掩盖从开曼群岛的资金并不存在或收益消失。

有趣的是，一马公司非常迅速地回应在这几天内作出的各种指控，但却拒绝针对已扎实地获得各种公开文件支持的事项，例如一马公司和阿布扎比国际石油投资公司的财务报表丶他们的媒体声明其他新闻报道的指控作出回应。

除了以上所述的这一小部分确凿证据，证明了一马公司涉及欺诈和其他刑事犯罪行为以外，还有这家国有企业进行狡猾交易的其他许多问题，更有待去厘清。

阿鲁尔甘达拒绝对上述诡计透明度和开诚布公，反而努力不懈地偏转他们对一马公司作出的指控，这显示了阿鲁尔甘达的主要工作，就是要掩盖那些已犯下过错的人与事。

民主行动党全国宣传秘书兼八打灵再也北区国会议员潘俭伟
于2015年10月15日（星期四）在吉隆坡发表的文告